宝安区将全区原有的10个街道纪工委、监察室的行政编制进行整合，成立7个派驻纪检监察组，由区纪委、监察局垂直管理，在街道实行分片派驻，在区直机关实行按职能部门派驻。

[71] 法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吉·加尼维著：《法国关于法官职业道德的理解》，载怀效锋编：《法官行为与职业伦理》，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12页。[24] 日本法律家协会法曹伦理研究委员会1972年的《关于法曹伦理的报告》第二章第一节关于法官伦理的基准原则中写道：在审判活动中的法律忠实性、独立性、公平中立性以及保持公正的义务。

无论是法官言论的形式、时间、地点和内容，都会产生可能损害司法权威、公正审判的效果。[44] 怀效锋编：《法官与媒体》，法律出版社，第26页。从13世纪起英国法官便自视为法律的代表、正义的化身。西方早有法律谚语云多嘴的法官不动脑。目前法官慎言义务还是缺乏实践和落实。

但原则上来讲，法院或法官对判决的舆论评论不必再作解释，甚至多数情况下并不是都有必要的。庭内言论也应当包括立案时的言论，法官也负有慎言义务，如第20条规定当事人在立案后询问证据是否有效、能否胜诉等实体问题，……不得向其提供倾向性意见。《德国民法典》第54条即欲达到这样的效果。

法律可以根据营利社团的类型规定不同的条件，符合哪一种条件，就登记为哪一种类型的法人。例如，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收养的资格。赋予工具以主体地位，在于更好地实现其服务于人的工具价值。法人实在说认为，法人如同自然人一样具有独立的理性。

{9}刘召成：《部分权利能力制度的构建》，《法学研究》2012年第5期，第121页。然而，这毕竟是哲学将实践形式化的结果。

{6}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65页。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1页。至于《民法通则》第42条企业法人应当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的规定，并不能算是权利能力(主体资格)的限制，只能算是法律(主要是公法)对法人具体行为以及取得具体权利的条件限制。违反这一绝对命令，外在的法律不能承认其效果。

为了符合康德哲学理论，法律不得不给团体注入虚拟的理性(当然是有条件的，不是任何团体都被认为有理性，这实际上违背了结社自由原则)，被注入理性的团体从而也可以堂而皇之地被赋予主体资格。{62}Vgl. Andreas von Tuhr (Fn.56), S.378. {63}[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6页。非营利社团从事经营性活动，必须适用相关法律规定。二是参与塑造私法主体。

{17}转引自[日]星野英一：《私法中的人——以民法财产法为视角》，王闯译，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8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63页。这种外在的弥补不过是一种法律拟制。

为此，权利能力不再是主体资格，而仅是权利资格。这样不仅理念上让人难以接受，而且也造成理解上的困难。

然而，实践中的人和团体千差万别，本不相同或平等。{43}参见李开国：《民法总则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170页。视胎儿的主体地位为法律拟制充满了对胎儿的歧视，是不可接受的，实际上也没有必要。例如，法人因没有金融经营资格，所为法律行为应当无效。后者并不一定否定行为的私法效力。康德认为，有理性的生灵叫做‘人，因为人依其本质即为目的本身，而不能仅仅作为手段来使用。

{58}其意思是，理性是行为能力的根据而不是主体资格的根据。法律如不设置一些门檻，将会导致财团泛滥且不具备为法律行为的能力。

权利能力应当角色唯一化，仅承担权利资格之角色，另将主体资格独立出去。反之，他可以享有权利，是因为他拥有具体的权利资格。

(二)本文观点：权利能力仅作为获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传统的权利能力制度承担了其不应当承担的功能，理应将其解构为不同的制度，将主体资格与其能力分离，从而减少理解上的困难。{50}Vgl. Enneccrus/Nipperdey,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15. Aufl.,1959, S.479; Kurt Rebmann, Franz Jürgen S?cker, Roland Rixecker (Hgb.), Jochem Schmitt (Bearbeiter): Münchener Kommemtar zum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 Band 1,5. Aufl.,2006,§1, Rn.25ff. {51}参见注⑥，彭万林书，第61-62页。

依自然法，所有生物人都应当视为人。{19}理性将人区别于物，人是目的，具有当然的主体地位。其二，更重要的是，当理性缺失后，当权利不能代替理性论证主体资格的根据时，作为权利资格的权利能力便只是主体表现出来的特征，而不适合充当主体的资格。然而，随着法律主体的具体化以及团体主体发展的需要，权利能力以理性作为唯一的根据，已经不敷使用。

然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民法对法人的资格却横加干预。总得有这个界限，否则法律无法调整。

{9}就此，权利能力与大部分的人格特性相剥离，也回避了法人是否有伦理性的问题。在这里，这些非生物人之实体的理性是拟制的，并不是真正的理性，因此也就不是他们成为私法主体之根据。

{60}把法人看作是载体，也就是把法人看作是工具。这种以做事资格否认做人资格，是难以接受的。

主体制度的开放性并不会降低伦理人的地位。3.[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法人资格应当向所有的团体开放。彭万林：《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1页。

这也解释了公司既可以是主体，也可以是客体的原因。  张保红，广东韶关学院法学院副教授 出处:《法学家》2014年第2期 进入专题： 理性 人格 权利能力 主体资格 。

人因为有理性才为人，才有尊严，没有理性，人将感受不到自己的存在，更别谈尊严问题了。但特别权利能力即特定权利之主体资格显然不同于一般权利之主体资格。

第一，最明显的证据是，论者尽管认为权利能力即是人格，却用大量的篇幅论述权利能力范围(这里，似乎权利能力之本来角色即主体资格被遗忘或忽略了)。  四、权利能力的重塑与解构 与其让权利能力身兼二职，在不停转换角色中迷失自己，还不如给权利能力减负，使权利能力角色唯一化，要么让其承担主体资格的角色，要么让其仅承担权利资格的角色，让权利能力制度在改造中得到重生。